前言

       我们认识一个社会存在事物，一般可以从三个基本方面来认识。这三个方面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中医这个社会存在事物来说，除了这三个一般的方面，还要加上两个观察维度。一个是中西医关系，另一个是经济效益。近四十年来，人们对中医的认识多少是从以上五个方面或者说是从以上五个角度来认识的。但是，综合起来的不多。所以，我们应该就此试一试。
      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所以只能说说一般的认识，完全是为了讨论和请教。

1.从生产力角度看中医

      认识中医，首先就要认识中医的“生产力”。什么是中医的生产力？中医的生产力就是中医的医疗力。这个医疗力从大的内容来说是由“医”和“药”构成的。而这“医”和“药”的内容就是中医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技术（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
      观察技术，可以有很多角度。从主要角度来说，可以分成技术工具、技术应用形态和技术应用效果这三个角度。从这三个角度看中医的技术是什么情况呢？
      

       首先就技术工具说，现在的中医技术大致可分为两块：
       一块是传统的中医技术，诊断是望闻问切，治疗是汤膏丸散。今天的中医医生收集疾病信息的工具还是每个中医医生自己的口、眼、耳、鼻、手这些人体感觉器官，他们个人的大脑就是他们进行疾病信息分析的工具，就是他们的“生化仪”和“计算机”，对几百种、上千种中药药性的记忆和治疗的经验就是个人用药的技术数据库。显然，这种情况说明，当代的中医医生个人掌握的技术量不是必然地超过前辈所积累的技术量。这个“未超越”是由中医传统技术本身和其获取路径依然与前辈的相同这种情况造成的（中医大学这种中医技术获取方式使学生获得的收集疾病信息工具、疾病信息分析工具和技术数据库大脑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师徒获取方式”使学生获得的工具性质和数量）。其实，2000多年来，中医一直都是依赖这种技术和这种技术获取路径的。这种技术获取方式使得几千年来的中医技术水平总是不断的出现“波浪式”运动，儿子在技术上超过老子的现象基本是随机的，“弟子一代不一定强过师傅一代”。相比之下，西医技术走上仪器化工具已经有100多年了，特别是近几十年，我们可以说，西医的工具化发生了质的改变，简单的手工直观工具——比如听诊器——基本都退出临床使用了。由此，西医医生的技术继承方式——医科大学也就具备了摆脱传授个人诊断治疗经验的条件，技术的获取有了规模化教学的条件，有了统一标准化的条件，这个方式就使得西医技术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不断的出现“上坡式”运动。
       另一块是中西医结合的技术，诊断是望闻问切+测影验镜，治疗是中成药+输液+手术。掌握了这种技术的中医基本是60岁以下的，而且都在各级医院里。他们在诊断疾病时一般离不开西医技术手段的支持，也看化验单、也看片子，做诊断时依据的是双信道(中、西医）获取信息。我不知道双信道信息对诊断的作用是什么样子，估计要比只依赖传统“四诊”获取的信息多些。
      这两块技术各自所占的比重是多少？我没有具体资料，估计是中医诊所和民间中医在临床上应用传统的多。如果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和中医诊所的差不多，但在创收上，中西医的后一块还是越来越大。我看有报道先说：某某中医院新发展，收入连续增长，后边说“新班子勇于改革，引进先进设备等等”，这表明，当前中医院在收入方面的“发展”可能多是西医化的检查设备、治疗性设备创造的。
        从技术应用形态上看，传统技术的应用形态都是医生个人的独立思维和手工劳动，绝大部分的劳动还是老的劳动形态，是与50年、100年、200年甚至1000年前都一样的。中西医结合的技术应用形态比传统的有很大变化，仅靠医生自己是完不成的，必须与其他医生或技术人员（称为其他科室）合作。这个合作形态是不是表示了中医生产力形态的新发展趋势呢？
        从技术应用效果方面看，中医技术是不是进步了呢？我没有数据，也没办法比较，不知是比50年、100年、200年、1000年前好了，还是坏了？从感觉上说，觉得进步的好像不如西医快。
        除了从上述技术过程看，我们还可从中医人规模变化上看中医技术力发展的情况。因为生产力最核心的要素是人。所以，技术在规模上的发展往往会表现为使用技术的人员增加。这里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个是中医医生这个群体由建国时的80多万人，变成了2015年的45万人（减少了约50%，当然，如果文革期间的150多万“赤脚医生”也可以算中医从业人员的话——不一定非考了证的算医生，我估计，现在的中医从业人员应该也有80万左右）。显然，从人数看，中医生产力是萎缩了而不是发展了。第二个是中医走向世界了，针灸在世界上普及了，海外的中医人数已经按万人来计算了。显然，这里呈现了一个中消外长的趋势，这是不是说明了中医技术在地球上获得了空间的发展，但在其发源地空间却没有发展。
从中医治疗技术看，这些年除去传统的汤药、针、灸、罐、膏、贴、推拿之外，一些被用来作中医治疗的声、光、电、热、磁疗设备技术也加入了中医治疗技术序列。但是，总体上这些技术还是起辅助治疗作用，我不知道有那项技术象西医的某些设备技术那样成为了肿瘤、糖尿病、心脏病等治疗上的主要技术。
       从药品技术看，中药的制作和形态技术有了质的发展（尽管这个“发展”是学的西药生产技术）。工厂化技术生产的中成药成为重要的中药治疗技术。中成药年销售额到达几千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上市药品公司销售额前170位中，有60多家是象同仁堂、马应龙这样的中药企业，这当然是中药制作技术发展的产物。同时，中草药人工种植技术、加工技术也有质的发展，产量迅速上涨。可惜其功效与“技术”的发展不成正比，农药残留不说，药效下降，有些动物药材还只能找替代品。如果按投资药效比来计算，现在的技术投资药效比可能不如过去。比如，过去10亿元可以达到的药效，现在可能100、1000亿都达不到。此外，中成药的药效和传统饮片汤剂的药效是否有提高呢？人们都说日本的汉方成药药效质量好，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不是有数据支持，是不是可以和中国的汤剂药效比一下。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判断：
       与100年前的传统中医诊断技术相比，今天的中医诊断技术总体上没有明显的进步；
       与传统中医治疗技术相比，今天的中医治疗技术进步不大（今天的国医大师的医术可能比不过民国的“大家”）；
      与传统中药生产技术相比，中药生产技术升级了（但是由于我对药效升级情况不清，所以不能从药效升级方面做判断）。
       由此，也许可以说，中医现在的生产力在诊断上还是传统的个人化经验手工生产力，在治疗上其药品已经成为了工业生产力，中医药生产力成了一个半发展的生产力。这就是中医生产力的现状。
        还有，现在以中医研究机构为主体的中医的技术科研力是传统中医药所没有的。传统中医研究一直是个体的，而现在有了集体研究力，屠呦呦就是这个集体研究力中的成员。从这个研究力新主体的出现来说，中医技术主体结构是发展升级了。从这个中医“第一生产力”的规模上看，我估计在国内30-40万中医队伍中，有科研能力的约有2-3万人（以万为单位）；每年发表的中医药科研成果约有5000-8000项（以千为单位），如果按二八定律推算，80%可能是论文形式，20%是有形技术成果形式，即1000-1600项；再按二八定律推算，能够临床应用的约200-300项（百为单位）；再按二八定律推算，能够临床规范化应用的（通过国家审查批准的）约40-60项（十为单位）。这就是我们的中医科研力和中医科研成果状况。这里的推算肯定不准确，但因为没有数据，也只能推算，做个参考吧。
       从发展阶段看，1840年以后，中医生产力的发展在西医和社会科学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在1950年前，中医技术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发展之力。（2）1950年后，中医技术开始有了发展之力，其中，中西医结合技术（中成药就是中西医结合的产物）成为中医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内容。
        总体看，中医技术、特别是诊断技术自身还没有获得实质性技术突破，其发展还是依附于对西医的吸收（屠呦呦获奖也许不太具有中医技术实质性突破的完整意义，如美国人就不承认青蒿素是植物药）。与50年来西医技术的飞速发展相比，中医技术可以说是相对停滞。中医界还多是以复述古人之言（“治未病”一词的直接应用就是食古不化、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典型）、习古人劳动之形、比古人劳动之效为主，总体上还是做的“继承”而不是发展。这种情况是不能用中医技术在地球空间上的扩散来否认。

2.从生产关系角度看中医
       

        生产力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力。中国大陆中医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和相对停滞，是否有生产关系方面的原因呢？
        产生于中国几千年前的医疗技术的应用组织方式是与其技术形态相适应的。几千年来，中国医疗劳动的应用组织形式主要是个体诊所（包括一些前店后厂的医药馆）。除了皇宫里有过医生集体行医外，军队里的随军医疗机构也是集体行医，但这些“集体劳动形式”都是医疗劳动之外的因素促成的，不是作为社会医疗组织存在（军医是因为军队规模需要一定数量的医生，而宫廷医的工作方式是会诊型的，不是分工型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府（上层建筑）的作用下，中医开始按照西医的生产组织方式组成了医院。“中医院”这个新的中医医疗生产关系形态出现了。这个出现对中医生产力的作用如何呢？是提高了中医劳动效率和效益，还是相对阻碍了中医劳动效率和生产力（技术）发展呢？
        客观的说，这个从西医移植来的劳动组织形式除了集中了患者就诊信息，增加了住院功能外，其对中医的行医劳动并未有实质和形态上的改变。诊所，医院，这两种生产组织形式一个来源于传统社会与传统中医生产力，另一个来源于另一个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照抄，而不是中医生产力自身发展的组织形式要求。并且由于上层建筑关系的介入，这后一个在基本结构和内容上就与中医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要求还产生了新的矛盾——行政权力与医生权力的矛盾。在物质利益主体结构上，前一个只是患者个人与医师个人的二元结构生产关系；后一个则是患者个人、行政机构、医师个人的三元结构生产关系。这后一种关系的作用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出资，一个是出公信力，这两个作用都为中医人行医提供了很大的保障（或叫“保姆”作用），适合了城市化生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两个作用实际是以国家财政支持来实现的，一旦离开了国家财政支持或是财政支持不能满足医疗服务应得的价值回报，“中医院”这个中医生产关系就必然成为阻碍传统中医生产力的负担，在这个生产关系中的中医们就不可能在其中获得实现个人生产力价值的满足了——身在医院心在所就会普遍化。医疗产业化以来，政府撤掉了90%的财政支持，把中医院推向了市场，结果是什么呢？“莆田系”、西医化、医生私诊化（把医院挂号的病人引导到私人诊所或家中去就诊）、高价方等等不就必然出现了吗？
        相比较而言，在中药方面，建国以来的中药生产和研究大部分都采用了工业化的企业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适应中成药生产力的发展的。所以，与中医院相比，中成药企业的日子倒是好的多。同仁堂、马应龙、云南白药等就是明证。
       中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情况说明：中医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其生产力的技术状态，在传统中医技术工具没有实质性突破之前，即中医生产力本身没有产生社会化运营要求之前，简单套用西医生产关系形式是不好的。
       中医在国外和中国香港的发展证明：没有中医院这种生产关系，中医生产力照样可以在中医空白区——哪怕是西医占99%的西方发达社会中发展不误。

3.从上层建筑角度看中医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社会结构角度看，中医劳动显然是属于生产人的健康和健康的人——这个第一物质主体的“经济基础”。由此，其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我们应该考察的。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医的上层建筑应该是怎样的？这个上层建筑与西医的上层建筑的区别是什么？它与普通经济（如工农业、科研机构）的上层建筑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一直没有人提出过。但是，早在《黄帝内经》里，中医就是“治国”、“治人”、“治病”一肩挑的。所以，继承和发展中医也应该继承和发展一下中医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理论。
        现在世界各国的“上层建筑”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依靠他律力（强制力）存在的上层建筑，另一种是依靠自律力（自制力）存在的上层建筑。对医学来说，一种是管办一体化的“上层建筑”，另一种是“管办分离”的。哪种对中医的效果好？对中医的社会效果好呢？
       我们的答案是：管办分离好。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分开后，当政府不直接办医疗机构时，医疗机构是要全部由私营企业办吗？如果是（就如有的官员把公立医院“卖光”当“改革业绩”）由私营企业办，医院会不会成了追求利润的工具？医院、药铺和银行、当铺还有什么区别？显然，政府不投资办医院这件事是不能等于只让私人资本办医院的。国外有许多医院是基金会、教会、大学举办的，简单的说就是由非盈利性的非政府组织（NGO）办的。非盈利组织这个性质对医药业很重要。这是应为：这些组织中的人一没有追求资本超额利润的动机，二没有升官的动机，三愿意接受公开的社会化监督。他们办医院当然会符合医学为善学的宗旨。举办人不图利润，行医人才不开大处方，保险才安心，医患矛盾才能缓解。否则，医院由姓官转为姓资是不行的。医院、药铺和银行、当铺的社会功能性质区别是“天然”存在的。违背了这个“天道”，天使就变了魔鬼，“魔鬼”就会被杀，社会就会瓦解。
       非政府组织一般是由相对来说对公利追求大于私利追求的人员举办的集体化组织。一个社会中的公利追求大于追求私利的人群多了，这个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就会多，而这个社会的医疗活动及其从业人员也会多。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医疗人员多？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全国农村一下子会增加156万（1975）从事医疗活动的“赤脚医生”？说到底，就是因为全国的农村人民公社组织不是追求资本利润的组织（当农村的生产组织被改革成追求私人收入及私人利润的时候，农村医疗服务人数的倒退就是必然的）。
        做医疗，在本质上不是做股票。由此，医疗活动这个“经济基础”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也不是一个证券公司所要求的上层建筑，它要求的不是一个收税的上层建筑，而是一个不收税的上层建筑。炒股票活动所要求的上层建筑必然是一个收税的、强制性的，否则，股票市场就会成为黑社会的赌场。而如果对医疗活动的上层建筑也是一个收税的、强制性的，那这个上层建筑就会把这个社会的医疗活动变成“医闹”的天地。我们必须懂得：在人类世界上唯一可以命令士兵、命令暴君的就是医生。医疗业本身不是受上层建筑支配的“经济基础”，而是和官道上层建筑平起平坐的“人道上层建筑”。这就是“上医”的理论，就是关于医疗本质功能的基本理论内容之一。
      当然，医疗业也要生存，也要消费，在资本时代也必然与资本发生联系。资本家可以到哪里去赚取利润？去药品工业，去设备工业，去医疗保险业，就是不能去医院！这是因为：如果资本办医院就会发生不学莆田系（先骗后垄断），资本家活不下去；学了莆田系，患者活不下去。西方是药患矛盾，是资患矛盾，不是医患矛盾。中国即有医患矛盾，也有药患矛盾，更有资（包括外资）患矛盾。结果这30年的中国医疗业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差的医疗行业！成了带钢盔开处方的行业，成了药监局长被枪毙的行业。这个教训1000年都不能忘。
       回到中医的上层建筑问题上，如果中医院所是经济基础，那么，最好的直接上层建筑就是行业自律机构，就是各种非盈利组织,而政府不过是间接的上层建筑，是底线型上层建筑。政府要退出举办医院的领域，但不是卖给私人企业，而是让予非盈利组织——集体经济。哪里的非盈利组织发展的好，哪里的医院改革就可以先改制。这就叫做“把事业单位还给事业，把人医还给人道”。
       中医应该是自律管理为主，政府管理为辅。

4.从中西医关系角度看问题

      中西医关系问题是困扰中医及其管理者的一个大问题。无论谁，只要处在当代中医界，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彻底排斥西医，这是坐标的一极；彻底结合，这是坐标的另一极。大部分人还是处在两级之间的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我看有三句话：
      

      第一句：中西医学都是人类的医学财富。在现代科技产生之前，中国和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医学都是采用传统经验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医学。各国医学相互的区别基本上是宇宙观、人体观的常态认识差异。有的内容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含有辩证思维，有的缺乏辩症思维。治病的效果虽然有差异，但中西方的人均寿命也差不多（我是从一些各国历史人物的寿命长度的比较中得出这个结论的，有专门研究此问题的可以提出新的看法），各国医学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对立，它们都是人类的医学财富，始终是相互融合的（丝绸之路就有很多中外医药交流的内容），中西医学都是人类的医学财富。

      第二句：现代中西医学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关系问题。大家知道：西医是在19世纪开始加速发展的，而这个加速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就是由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造成的。比如体温计在医学上的应用就是由断发展的工业技术造成的。比如，历史上的第一个体温计是伽利略在16世纪时发明的，但直到1714年水银体温计还是因其体积太大而不被医学界使用，直到1867年快速准确、长度只有约15厘米的体温计的出现，体温计才被西医广泛应用，而这个应用则极大地推动了西医的客观化、准确化。还有1817年发明，1840年得到改进的听诊器也是随着材料和工艺技术的发展而被采用的，而它的采用则使早在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中记载的医生用耳贴近病人胸廓诊察心肺声音的诊断方法获得了质量上的飞跃。而细菌学、透视学的产生都是沿着这个科技推动的路径走的。而历史证明这个道路是有益于人类的。所以，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关系，而是还包含了科技与中医学的关系。如果承认中医是人的思维生产的结果，那么科技不也是人的思维生产的结果吗？不管中医人对西医怎么看，但对科技的看法应该是客观的吧？当然，工具的进步和理论的进步是有差异的，但让中医在科技进步中获得支持有什么不好呢？
       近代以来，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说中医落后。但实际上，中医若是“落后”，那也不是因为中医自己造成的，而是因为中国科技的落后所造成的，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落后造成的。与其说中医落后，不如说中国科技落后。而西医的先进也不是西医自己的本事，而是因为西方科技发达。西医的进步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科学的进步支撑的。而中医则因为近现代中国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没有走在西方人的前面而无法获得进步的支撑。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长期以来，中国的科技界和工业技术都无法支持中国的医学。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中医对抗西医，而是中医对抗西方整个科技界。那些说中医落后的知识分子们不是自己害羞于中医人面前，反而说中医人不如自己懂科学，这真是肤浅之至。退一万步说，即使是中医真的“落后”，但是，它也有许多先进的东西。有些东西，中医早有了相应的认识，用了几千年，而西医直到现在还没有。比如“志者，骨之主也”这句话所说明的健康关系就是西医至今也没有发现的。

      第三句：中西医结合有两个阶段。如果我们承认中医与科技发展是必然交叉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中西医结合”是必然的（因为西医里存在着科技）。如果承认中西医结合是必然的，就必然要承认中西医结合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西学中”，一个是“西学中”后的“中化西”（即西医学在学习中医学之后，再杀个“回马枪”，用中医学改造和发展西医，从而将人类医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新医学或者叫“全医学”）。这既是说中西医结合不能仅仅停留在西学中，还要发展到中包西，中超西的高级阶段。毛主席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不仅仅是从技术层面看的，而是从哲学、方法论上看到了两者结合的必要和可能。他为什么让医疗界从“西学中”而不是从“中学西”开始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中比西高，高在哲学和方法论上。他相信“西学中”之后，产生的不是西吃掉中，也不是中吃掉西，而是一个中合西的结果，是一个新医学。建国以来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中西医结合”其实才做了“中西医结合”的第一阶段，本来，后30年应该接着做第二阶段。但是，由于整体上的上层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中国医学界没有能做第二个阶段，而是停滞了，向西医投降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是中医在医师执业制度中的独立性被取消；二是治病目标不再是为了治好病人的病，而是为了赚病人的钱。手工劳动不值钱，中草药不值钱。加上改革把医师“铁饭碗”中的饭少给了90%（这等于“铁饭碗”变成“假饭碗”了），社会收入差距又拉大差距，结果当然是好挣钱的西医消灭不好挣钱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成了中医院买DR、买CT、做手术、做支架的追求市场效益的借口了，成了“西代中”。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医除了需要中国科技这个“友军”的支持外，还需要解决怎样在市场经济中与获得高利润的西医相竞争的问题。显然，在西医生产关系的制度下，中医就是被捆住双手的拳击手，只有躲闪了。

       中西医结合走了弯路，这是因为中国医疗界整体走了弯路。回得来，叫走弯路，回不来，就叫走死路。 能不能走回来？我看能！从历史上看，西压倒中的时间不算长，不到100年，在农村也就50-60年，不过2-3代人。现在觉醒还来的及。当然，要下功夫，中医要借鉴西医发展的经验，这就是工具要进步。生产力发展表现在人的思维力发展和工具进步上，中医也要如此。技术工具不变革，中医就没有真正的发展。其实，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医学面前比的是谁胸怀大、志向高、思维力强、组织力强，中医要有这样的气魄，不要被历史知识、传统的文字所限制住。忘记祖宗不行，食古不化也不好。
        还有要知道西医和西人不是一回事，学了中医的老外算不算中医人？我看可以算。外国人研究的中医成果是不是中医的发展？我看是中医的发展。中国人学了西医，就是西医人，为什么外国人学了中医就不算中医呢？自己发展不了，别人发展了就说“不算中医”，这是鸵鸟的学生。中医的发展应该是没有民族和国界限制的。日本的汉方医药成果就是日本人努力的结果，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长处。
       中医能不能包融西医呢？这要进行两个医学基本理论和整个技术体系的对比分析。如果从哲学层面说，首先，中医与西医是可以相融的。比如，中医讲望，望就是观察现象。古代的望是通过人的肉眼看（个别医生甚至巫医通过气功或第六感的除外），其获得的“象”都是受肉眼感知能力和范围限制的。现在人们发明了各种扩展肉眼观察范围的工具，如X光、超声波、红外、毫米波设备等等，这些工具在医学上的使用就产生了新的“象”，这些象是不是能用中医的原理加以定位、分析而建立中医的“内象学”或“全象学”呢？再比如，中医的原理是包括“无形医学”的，“无形”这个概念当然比有形更有扩展性。阴阳、五行不是可以解释一切吗，当然也可以解释这些新的观察工具获得的“象”。如果有人做了解释，那就是发展了中医，而不是取消了中医。还有中医的“气”，能不能做更微观的分析？中医能不能用“子气”、“微气”、“超微气”，甚至“气子”来发展自己的“气学”？人类对微观世界认知的物理学、生物学的工具的发展，也应该使中医的气学有更微观的分析，我看，中医的“微气学”“微气血学”的建立是必然的，西医并没有划定微观学是个“禁区”。还有全息技术、磁学技术、光学技术等产生的人体观察、治疗作用和结果都是可以被中医使用和解释的。
      还有中医也要设备化，大设备，小设备，体外的设备，体内的设备都要。新的中医师肯定包括那些既承载传统中医又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医。将来，不是仅仅会四诊的中医师才叫中医师，不会四诊但会使用按中医原理制造的工具进行诊断治疗疾病的医生也会叫中医的。中医技术现代化就是中医的原理与现代工具技术相结合，还有中医原理也是发展的，中医在历史上就是这样不断发展的嘛。中医现代原理学是一定会出现的。当然，有的中医原理内容还是当前技术支持不上的，还要依赖传统的技术手段，这不奇怪，也不是不好。因为现代技术也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到顶的。
     此外，对待西医的态度要包融，不能绝对化，全盘否定。比如，有人说“西药是小白鼠吃出来的，中药是人吃出来的”，这就绝对化了。西药的第一阶段是小白鼠吃，而后，也是要人吃，做临床实验后才定下那个可以用，那个不能用的。西医药的长处必须看到，分析到位，好的学习下来。比如，西医药的知识产权化，医学教育的规模化，疗效标准的定量化，医患关系的法治化、支付手段的保险化，这些都是中医自己不具备的，都应该认真研究吸收创新。总之，中西医结合是大趋势，大文章，不是简单的只有在医师层面学些彼此的医术、用现代技术提取草药的有效分子之外就没事可做的。

5.从经济效益角度看中医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效益就是中国社会各个主体必须考虑的第一要求。而既然治病救人属于特殊的“经济基础”，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医怎样解决经济效益问题？特别是怎样与高利润的资本化西医进行同台竞争？
      显然，在宏观上，我们必须回答：整个中国医疗供给值多少钱？中医的医疗服务结果值多少钱？在微观上，一个医生每天都在实践中回答着“一条命价值多少钱？人的健康值多少钱？一个病治好值多少钱”的问题。
      我认为：因为医疗的劳动结果表现为患者生命治后延长时间和患者治后生命健康时间，又因为这两个时间的对应价值基本上是患者生命治后延长时间包含价值和患者治后生命健康时间包含价值，所以，我们可以有以下公式：
（1）患者治病收益=患者剩余生命正常延续期的价值产出（A)与病人（有时包括家属）自愿承受治疗费用(B)的比值*被治疗患者痊愈概率。A/B比值可以用r表示（可将此比值简称为诊费痊愈率）。
      所谓A包括社会生产物质价值（对社会的和对个人的、家庭的）、情感价值、伦理价值。后两个是无形的，有时会以有形的货币表现出来。
（2）医疗服务价值：
      从微观看，医疗行为价值=被治疗患者痊愈概率*（痊愈后生命正常延续期的价值产出-剩余生命正常消耗-剩余幸福消耗）
设：被治疗患者痊愈概率=d; 痊愈后生命正常延续期的价值产出=Lz;
       剩余生命正常消耗=Lj; 剩余幸福消耗=Lh;
       由上可知：如果Lz=0，则Lj=0，Lh=0 （这就是无医保孤独老人），对此对象的医疗行为货币价值=0
       从宏观看，社会医疗行为总价值（M)=总治愈率R*总患病人口P（人次）*患病人口剩余生命人均产出价值J
       假定R=50%,P=10000万,J=1万元，则M=5000亿元。
       医疗业收入=总患病人口自愿承受治疗费用(B）
       既然医疗业收入等于患病国民自愿承受治疗费用，那么，正如军队医疗支出与战伤率、战斗力保持水平有一个常规比例一样，一个国家的医疗业收入与该国的生产力健康水平也有一个常规比例。分布到各个年龄段的人口健康水平的保持服务和需求，显然是不同的。
      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口健康水平率（病人:健康人*100%）的保持需求是：儿童期10:90，青年期2:98，中年期5:95,老年期50:50，高龄老年期80:20，假定该国国民消费年龄段分布是10万亿、20万亿、30万亿、4万亿、1万亿，则该国总医疗消费为1+0.4+1.5+2.0+0.5=5.4万亿；该国的卫生健康支出率为5.4:65=8.3% 。
       由此可以知道，该国医疗服务每提高1%的治愈率，该国可以增加医疗价值80亿元。
       显然，中医在提高这个治愈率中起多大作用？如果作用大或趋大，则其收入就会增长。反之，其收入就不如西医收入增长快。
      综上所述，可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患者的愈后收入价值不同，医生在治疗同样的疾病时会遇上愈后收入价值不同的病人（俗话说的穷人与富人）。同样的医疗资源，治疗愈后收入价值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回报。这就是医生面临的基本矛盾：服务同等与收入差别的矛盾。
       在这个矛盾面前，富人当然会承受较高的治疗费用（但其诊费痊愈率r不一定高），穷人承受费用不高，但通常其r高于富人的。所以，对一个善良度（善商）不高的医生来说，很难做个名利双收的名医。因为通常是“仁出名，恶出利”。正由此，传统中医在开业时一般都是采用富人多收、穷人少收的“浮动价格”，从而妥善的解决他们作为医生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千百年来，中国历届政府对他们的收费是不加干涉的，中医的定价权是在中医人手里的，也是在社会公允手里的。《红楼梦》第五十一回里佣人请来个胡庸医给晴雯治病，宝玉看药方很不对，就让人“快打发他去吧”，但是，佣人却说“用药好不好，我们不知道这理…这轿马钱是要给他的”，而且说“少了不好看，也得一两银子，才是我们这门户的礼”。这个“礼”就是按患者收入定的诊费。
       而在由政府统一价格的西医化医院中，医生丧失了运用“浮动价格”解决自身矛盾的主动性，他们无法即出名又得利。所以，对大多数医院的医生来说，如果他们进入了市场经济，而且必须在统一价格条件下追求自己的最大收入，那么他们就只能是“穷富通吃”。这是因为如果他们对穷人不收取对穷人来说相对高的价格，那么，他们就会因为不能在对富人收费时获得“补偿”而处于低收入状态。
        一个医生不怕富人骂，就怕穷人骂——因为穷人拼命的成本远低于富人的拼命成本。
       这就是具有“特色”的中国医闹群体中为什么没有富人和高官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西医医闹比中医医闹比例大的制度原因。
         结论：中医经济效益提高前提必须是医疗服务价格由中医人自己定；中医经济效益的提高必须是其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客观的提高，不是靠电视节目忽悠出来的“提高”。当然，这个“医疗服务”的内容也包括“健康服务”。

        中医现代化必须尊重这两个基本规律。
                                                                                                                                   （ 2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