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大国，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考虑“如何对待美国”这个问题。这种现实使我们必须在考虑中国的发展时也要考虑美国的发展趋势。

美国会怎样发展呢？

如果美国一直能保持世界第一，那么，我们就应承认这个事实。

如果美国也有走下坡路的必然，那么，我们就要顺应这个事实。

也许某一天美国也会被人战胜的。

不过，这里的“胜”并不是仅指与美国进行战争，不是仅指在战争中打败美国；或者说，这个“战胜”是指最终意义上的，它更多的是指不战之“胜”。

这个“胜”的基本含义是指美国不再居世界霸主地位，不再像今天这样可以随便地抛开联合国而对他国动武。所以，这里的“胜”包含着新选手在世界舞台上的成长，也包含老选手——美国——的衰落或改观。

从美国看美国，这是我们分析问题的第一立场。

我们的分析可分为经济、精神和制度这三部分。

一、美国经济的本质——经济运行的正常与不正常

美国经济是发达的，比起各国经济，美国经济甚至可以说是完美的。但是，再完美也有不足，也有命门。美国经济的命门是什么呢？

其长处在于：高生产—高消费，而其短处也在于此。

请看美国经济运行的简图（图略[ 因作者还不会用计算机画图，所以文中的图都要留在条件许可的条件下再补齐了。]）：

……

由上图可知：美国经济的正常运行状态是指：

低利率→[ “→”符号在本文中表示导致、引起、推动之含义。]信贷投资扩张→工资、资本利得增长→债务偿还能力增大→债务消费增大→购买力旺盛→国内商品生产和进口商品增加→？：

如果在这个正常运行的同时，其外部又存在低价商品的进口输入可能，则美国则在发生上述情况时不会发生经济学家们认为会发生的通货膨胀，而呈现出低通胀的现象（其实，低价进口的大量存在产生的作用与工资资本利得增长的作用是一致的，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两个情况出现一个就可以保持美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果两个同时出现，那就正常的有些过分了）。

一般来说，低利率又以美元大量出现在美国国内（包括货币发行和海外回流）为前提。而美元回流又以美国创业投资回报率走高为前提。而美国创业投资回报率走高又以其科技领先、高等教育领先为前提。所以，只要美国科技创新、高等教育领先能保持一定的体量，则美国经济就会保持正常。

综上可知：低价商品输入和创新规模高回报的存在是美国经济稳定正常的关键。

既然由上图可知美国经济的正常运行状态，那么也就由上图可知美国经济的不正常运行状态是何样：

第一种不正常的产生：美国科技创新领先体量不足→高等教育投入、资本投入过剩→工资、资本利得增长停止→债务偿还能力下降→债务链断裂→房地产抵押危机和信用危机→房地产和商品价格普遍下降→金融总体危机发生→国内投资下降→订单减少→失业增加；同时，不正常还会可能由于投资回报降低→国债回报降低→国债泛滥→政府财政危机产生。

第二种不正常的产生：美元流量减少（货币紧缩）→利率上升→生产和债务成本上升→企业收入下降→工资、资本利得停止增长并可能减少→债务偿还能力减弱→债务链断裂→房地产抵押危机和信用危机→房地产和商品价格普遍下降→金融总体危机发生→国内投资下降→订单减少→失业增加；同时，不正常还会可能由于投资回报降低→国债回报降低→国债泛滥→政府财政危机产生。

第三种不正常的产生：由外国经济行为引起的。主要包括海外美元滞留海外导致美元回流减弱和国外生产低价商品的条件结束致使世界上不再存在低价品输入。这两个原因都会使已经适应了海外美元稳定回流、低价商品不断输入的美国经济不正常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美国的外贸逆差下降。而这又是美商品竞争力相对增强的结果，由此，我们看到：如果是由外部经济行为引起的美国经济“不正常”，则恰恰可以促进美国经济向着经济学家通常所肯定的外贸平衡趋势发展。

在由外国经济行为引起不正常的情况下，美国通常应采取差异出口战略（或叫差异竞争战略），即增大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放弃一般商品的竞争[ 有资料显示目前美国的每小时工作生产率小于法国和德国。]，才能保证有相当美元的回流，进而保证美国债券的正常发行，进而再保证政府财政赤字（多支出于社会福利、国家安全）的正常弥补。所以，美国的外汇赤字恰是财政赤字之弥补的体现，而财政赤字又是美国人“高消费”[ 准确的说，这里的“高消费”与一般经济学家们所用的“高消费”所包括的内容不同：这里的“消费”不但包括商品的消费，而且包括诸如社会高平等度、国民高生活质量、国家高安全度、国际高自由度的“高”。所以，这里的“高消费”是广义的，不仅仅是指美国人在经济方面的消费，而且是指美国在社会建设、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国民养育生活质量、国家安全和国际权益等方面都进行着高度消费。]的体现。而高科技产品正是满足高消费的物质体现（美国高科技是由国防和奢侈业两类需求拉动的），各方面的高科技（高知识）满足着各方面的高消费——这就是美国经济的实质。

高消费（包括高安全度、高精神满足度和高自由度消费）是美国经济的根本特征，而这个高消费的内容是以美国对全球物质、文化资源的占有和消费，对全球安全空间的占有和消费——并且在这两个占有和消费中都居于全球之首的地位来体现的。这种情况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即它是在其它国家的资源低消费、小安全的时代——弱对抗度（高对抗成本）时代出现的，有效的。

而当消费全球化、安全一体化[ 比如大家都有海洋日常航行安全需要的时代。]的时代到来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对抗度和对抗成本就会上升。由于这种上升是全球性的，所以，它的上升速度与美国消化这种成本的速度不成比例，这种不成比例表现在美国国家债务持续性急剧上升，表现在其日益依赖其它国家产品（包括各类低价物质和文化资源）的进口上。

一边是美国保持高消费的需求，一边是这种消费成本的全面上升，这种局面迫使美国更大的举债——在其不能及时消化上升成本的条件下。这种策略和行为把美国自己日益放到与其它国家平等的经济地位上，“拿了人家的手短”。这种情况的累积必对美国发展的总趋势产生影响。

现在美国之所以强调“反恐”、“反核扩散”，其根本上是出于压低安全成本的举动，是巩固并企图再扩大其安全空间和资源占有，以满足其高消费、高安全（在世界上的高自由度）的需求。而从后发展的国家来看，美国的这种需求在今天的世界上已变得日益不合理了：

凭什么你这个国家的人均消费资源要比我这个国家的多几倍、几十倍？！

凭什么你的国民要比我的国民有那么多的安全度、自由度？！

地球是大家的。你到的地方，今天我也能到。你有的自由，今天我也要有。

地球村时代的到来，宣布了一个国家比别的国家资源消费的更多、安全度更高、自由度更大的单边发展的主张正在逐步地被各国平等消费、平等安全、平等自由的共同发展的主张所压制。

显然，以高科技—高消费为本质的美国经济的第一张“王牌”是高科技规模领先。这个“领先”的历史内容是：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美国先后在世界上领先发生了电气化科技革命、第二次运输科技革命（汽车、飞机）、电子科技革命、微电子科技革命、网络科技革命（目前，正在推进生物科技革命，按规律来推算，这次革命的发生应在2000-2020年）。 这些革命大致每二十年发生一次[

]。在一个国家发生这样高频率的科技规模创新这是人类有历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空前奇迹。

美国经济的另一张“王牌”是经济信用化。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美国先后在世界上领先发生了托拉斯化、证券化、信用卡化、共同基金化、金融衍生品化、股权基金化等一系列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投资及消费信用化的变革。这个经济信用化既对高科技规模发生提供了支持，又对高科技发生提供了需求。

从美国国内看，当上述两者能够均衡配合扩张时，美国经济就会正常发展；当两者不能够均衡配合扩张时，美国经济就不会正常发展，美国经济就会遇到麻烦。

从国际角度看，上述两者还使美国经济具备了吸引世界资本、人才（人力）[ 美国本身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一点不仅决定了美国有独特的移民性经济（契约性经济活动占总经济活动的比例大于原住民国家经济中的相应比例；在原住民经济中，亲缘性经济活动占总经济活动的比例大于移民性国家经济中的相应比例）和经济移民性（创新性经济活动占总经济活动的比例大于原住民经济的中创新性经济活动占总经济活动的比例，懂得这一点就不难懂得为什么美国经济会创造本文前面所说的——人类科技创新历史的空前奇迹了），而且决定了其经济具有吸引外部人、财、物、文的“天然”性质和功能。]的特征，这两个吸引直接地、持续地将新能量给予了美国经济。我们可以将这个特征称为美国经济的第三个特征——经济引力化。而免除两次世界大战炮火蹂躏的历史机遇使得美国在资本和人才方面得天独厚的发了大大的两次“战争财”[ 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虽然使美国国土遭到了攻击，但其面积与国土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根本无法和第二次大战中的其他国家相比。]。

上述两张“王牌”满足了美国高消费（高安全）需求，因此就保证了美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只要这两张“王牌”有效，美国经济就不会有大问题。由此，可知，美国经济不正常的情况可能在两个情况下出现：

一是从供给看，如果美国的科技规模领先能力丧失（或经济信用深化停止），那么，美国经济的现有高消费就会失去供给满足的可能，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会发生，美国经济就会陷入停滞。

二是从需求看，如果美国的高消费能力发展停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的现有科技规模领先能力或经济信用深化就会失去市场需求，严重的破产和失业就会发生，美国经济也会陷入停滞。

显然，以上两个情况的发生概率是存在的。在此可以假设：如果高消费（高安全度）被适度消费（适当安全度）所取代，那么，高科技和高消费（高安全度）就会失去现在的这种紧密关联，“王牌”就会成为“废牌”。而在全球资源消费共享和全球安全一体化的时代到来之际，高科技的社会性质的变迁——从满足高消费（高安全度）到满足适度消费（适当安全度）的转变是一定会发生的；其市场效果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变迁也是一定会发生的。如果再将其它国家的高科技发展考虑进去，那美国高科技的前景——将逐渐的面临市场需求不足——就是可以预见的了。

美国的高科技的社会性质转型和其传统安全空间占有观的转变是迟早要来的。当然，“迟早要来”不等于可以掐算出哪年来。

二、美国精神的优劣

有学者写文章分析过“美国成功的奥秘”，举出如下成功的原因和条件：

1、优越的自然环境；

2、年轻的历史和二次大战的历史机遇；

3、自由市场制度；

4、管理水平；

5、教育为本；

6、社会改良；

7、包容的民族心态；

8、完善的法治[ 见《山东法制报》2005年5月13日]。

（还有的人举出美国人有批判精神和纠错精神[ 见资中筠先生的一篇文章，我记得那篇文章是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具体的记不清，而条件所限又找不到那篇文章了。]）

这些“奥秘”确实是其它有古老历史的、单一民族的原住民国家所不能全有的。但是，这些“奥秘”是不是就会使美国永远居人之上呢？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美国经济的结构和其运行的过程，这一节我们要分析一下美国的精神方面（或者说是美国的精神生产）的结构。请看图二：

……

这个图示说明美国的核心精神或精神核心就是自由精神，或是具有宗教救世精神相伴的个人自由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基础上，美国人的创新、开拓精神使这个民族在200年来保持着主动。

这种精神的特点是无限扩张性。

这种精神之所以能在200年里发扬光大，是和美国所处的这200年的世界史环境条件分不开的，这200年的世界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全球的工业化与非工业化两大空间并存，这使工业化国家可以在非工业化空间扩张，而美国的扩张与此总体上是吻合的。

这就是“美国精神”在全球扩张的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其精神本身是扩张性的，其环境是可扩张的。对比之下，欧洲和东亚的精神核心就不具有那样强的扩张性，这表现在：

欧洲是以“平等”为核心精神的，我们当然知道欧洲也是以自由精神进入工业时代的，但欧洲的自由是由社会中的“第三等级”提出的，所以它的实质是要实现平等，而不是象美式自由以全民性、独立性、原创性为特征；欧洲的自由是与商业相关的，所以，在非商业领域自由的份量就少的多（英国的贵族性和欧洲大陆的福利性就比美国的要多），而美国的自由是在商业、农业、社会生活各方面同时发生的。所以，美国的自由导致全面的自治精神和制度，欧洲的自由则导致协治精神和制度。

东亚的精神核心是“天治”（中国大陆的“天命观”与日本的“天皇观”都是），这在本质上是顺从，“顺天应人”是最好的社会状态和人生状态（“应人”也是服从理念），这种精神的自由性当然远小于美国精神，其扩张性也要差一些。

在美国内部扩张空间小时，美国的自由精神产生的社会负作用就大，相反则小。这就是为什么每当美国社会产生较大摩擦时，美国政府和知识界总要提出“开拓新边界”的缘由。同理，当全世界的可扩张空间变小时，美国精神产生的外部负作用也会增大。即它使美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增多，从而使美国人感到“受压抑”。

显然，此一时彼一时，固有的优势在环境变化时会变成缺陷。

相比之下，全球化的发展在客观上使东亚、欧洲的精神更适合在有限空间下的生存，加上当代美国在输出自由精神时并不能自觉地输出平等的互助精神，由此，美国精神就在国际精神融合的大趋势中日益的走下坡，而这个趋势，将直接影响自由精神自身的演变，使平等精神与自由精神在世界的精神运动中取得新的均衡。“和平共处的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的提出即此反映。

三、美国制度的优劣

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比较新的（从世界史来看），其体系大致如下图（图略）：

……

从上图可知，美国社会的制度根本特征是包容与制衡。它的包容性体现在“United”即联众制度内容上，它的制衡则体现在选举（Republic）本身包含的个体竞争及差异选择上。

在美国的军事（武器）制度上，包容与制衡表现为公民个人对武器、国家对军队的拥有上，即人民反抗暴政和国家惩治犯罪公民的权利对等安排。

在美国的经济制度上，包容与制衡表现为私有产权与反垄断的共存[ 美国在国内和全球的反共性之大不是偶然的，这与其制度本身特性有关，即有的“共产主义国家”强调的一致与服从使其当然处在包容与制衡的对立面。而在9.11之后有美学者媒体对美的伊斯兰政策进行批判也说明其包容与制衡的特色这种情况在东亚是很难想象的。]；表现为利润与劳工福利（这是由美国劳工的大规模、长时间的斗争而产生的）的并存。

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上，包容与制衡表现为复合性三类分权、三层分权及多党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包容各种权利主体的独立性又制衡其独断性。

在社会整体制度上，包容与制衡表现为民权与官权的共存与制衡。

显然，美国制度的这种特征是由其成立时具有的新大陆上原初国民来自旧大陆各国，其国家的成立由各洲独立联合，由各阶层人民共同斗争而非一个阶级“解放”其它阶级的历史特点决定的；是由其成立时人类已处于近代（牛顿机械）科学时代即理性思维时代的背景分不开的。这些客观环境特点、主体行为特点和思维特点使美国的制度必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包容制衡性制度。

在这种制度中，自由与平等就是当然的制度效果了（自由与平等作为目标，本身不是制度，而应是制度的产物，有些人不懂这些，所以不知平等从哪里来）。

包容与制衡的特征使美国在逐步发达和踏入国际舞台时必带有这种特征的色彩，而这在美国不能称霸——独自称霸的时代里显然是与其实力地位本身相吻合的。所以，这种制度特征在一定的时代里是会促进美国在国际上的发展——使其发展具有正义性色彩。而当美国进入可独自称霸时代时，由于美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必强调其利益的优先性，所以，其制度就必然渐渐失去支持其国际行为正义性的意义，而成为自动约束其霸权行为的一个要素。这样，美国在国际上的利益扩张——霸权式扩张趋势与其制度本身就发生了“自我矛盾”。战后，美国制度所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其国际扩张势力本身（大垄断势力、大罢工势力）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个矛盾的存在与加深。

综上所述，可知美国的经济运动本质、精神本质和制度本质对美国的今后发展并非都是“优势”。其既有的高消费特征，自由精神特征在世界进入资源紧张，从而进入循环经济时代，进入各民族均已觉醒自立、同样要求发展空间的时代后，必然地会成为相对的“劣势”。即必然地会使美国“很不习惯”这个新世界。世界给予美国的将愈来愈是两个阻滞力（物质阻滞与精神阻滞）；其即有的包容与制衡性制度也将使美国日益处于自我矛盾的国际行为中：如果按美国制度精神来改造世界（比如搞“民主输出”），那么美国恰应与其它民族建立包容与制衡的国际制度，而这当然否定美国霸权（单边）利益的扩张；如果不按美国制度而按历史上的大帝国制度来改造世界（这是完全符合美国霸权利益扩张的，而历史上各大国扩张都必以帝国制度为制度资源），那么美国的现有制度资源又不可利用，即不应搞美国制度的国际化。这个制度与扩张的矛盾会使美国今后愈来愈感到来自国内的“拽后腿”之力。这样，美国在今后要走的就可能是两条路，一条是调整自己的物质、精神特征，减少高消费和自由任意性，将美国的制度在国际大家庭的制度建设上发扬光大，适应世界新环境，也改造国际大家庭制度中存在的落后性（包括各国制度的落后性），这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另一条是改变美国制度而增大其垄断性、独裁性，继续坚持高消费、高任意性，与世界新环境做对，维持现有国际制度中的落后性、不完善性，这是一条黑暗的道路，是一条与世界环境和各国人民的发展做对的道路，是一条必将失败的道路。

由此，我们可以预言，美国的未来必然是失败的——世界各国人民必然地会终止美国现在在世界大家庭中的“高消费”、“高自由（高任性）”、“高安全”。而这个打败美国的除了各国人民之外，重要的还将是美国人自己，其失败的时间将是全球循环经济时代到来之时，而美国失败的地点将会发生在美国在全球不平等染指的每一个角落。

四 对中国人的启示

第一，抵制“美国式高消费”是中国经济适应循环经济时代(这里所说的“循环经济时代”不是仅仅指常人所说的作为一个经济门类的“循环经济”，而是指一个与传统的、单向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结构而对立的以“全循环”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结构）、闲暇经济时代的首要课题。中国不具备美国经济成长时所遇到的成长环境，不应学习美国的信用膨胀（泡沫）经济和外国低价商品输入。中国必须适度科学运用信用技术而不是迷信信用技术；中国必须在技术上逐步摆脱对他人的依赖，赶上美国的规模高技术水平；中国必须解决人民币成为国际硬通货，进而摆脱受他国信用膨胀（泡沫）干扰的问题。

第二，中国需要在引入自由精神的同时，解决社会内生性的互助精神和平等精神的发展问题，即在个人主义精神体系发展的同时完成集体主义精神体系创新的问题。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结合或自由主义与天命主义的结合都不应简单化（比如简单的大量引进宗教或简单的提个“以德治国”）。中国必须建立有内在统一性的、信仰级的个人互助精神。目前，中国的利己、利他精神，主观与客观精神都严重的对立而只是在表面上处于“统一”。从国情看，自由主义的引入必须有新的具体的在表面上甚至不是“自由”的形式，中国的新核心精神是什么，这决不是市场经济或只反映市场经济要求的精神所能解决的，任何放弃集体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这是目前中国唯一可以达到逻辑自洽的、无神论的、信仰级的精神）的想法都是十分危险的，都可能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重蹈美国精神在国际社会中的失败覆辙。

第三，中国的制度的本质规定性是什么？是什么制度内容使中国制度区别于美国乃至外国的制度？过去，中国的制度本质多被称是“公有与按劳分配”，是“阶级领导”，而今天和明天的中国制度本质是什么？中国当然不能全盘引入美国的制度体系，但从世界制度趋势看，美国的制度体系特征——包容与制衡——是具有一定的工业社会制度的普遍性的。因此，制度的民本性、制衡性恐怕是中国制度体系创造的内容之一。

（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