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职工为什么有权分享利润[ 这里的“职工”指广义的职工概念，在这里表述的是全部雇佣劳动者。它包括农民工和各类白领雇员。]

剑 凡

【摘要】
            本文首先提出：劳动收入相对不足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深层问题。
           第1-3节分析了中国职工收入变化的经济学基础变迁并指出：对利润本质的认识是构建社会分配制度的关键主观因素。在批驳“利润是资本的风险报酬”之后，作者用系统论和信息论的方法分析了企业和产品并提出：企业中存在着来自资本人的“投资信息”和来自职工的“加工（经营）信息”；产品是这两类信息聚合后的聚合信息载体；利润则是这个载体经消费者评估后的聚合信息剩余[聚合信息剩余（利润）=产品市场信息量-（投资信息量+加工信息量）]。从信息聚合原理看，把利润归单独一方所有是不合理的。利润应由职工与资本人共同分享！
           第4-6节分析了职工与资本人对利润的分享比例、方式和意义。指出：分享比例应按信息量级和信息聚合效能规律来确定。在市场经济中具有较高信息量级，居于聚合主动地位的“投资信息”一般应在企业成长的初始阶段分享较大的部分，但是，随着职工“加工（经营）信息”的增长，后者的分享应该逐渐获得较大的部分，否则，企业增长将遇到严重的分配失衡；在分享方式上，职工应通过工会并以法律保障来参与分享；利润分享的意义则在于它有助于劳动利润化，有助于经济参与各群体在经济、政治、社会、道德发展诸方面的平等，有助于社会福利体制的进步，有助于政府公正性的提高。
          第7节对劳动收入相对不足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给予了简要说明，强调了职工分享利润的宏观经济意义。
          最后作者指出：
         “无论把将来的道路称为什么主义，职工分享利润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它也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以生产资料占有来获取他人的劳动剩余从来就不是通向自由的大道”。

导 言

       农民工工资拖欠、“民工荒”、城市生活困难群体增加、职工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一个深层问题正在浮现出来。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这是劳动收入不足的问题。准确地说是劳动收入相对不足的问题[ 劳动收入绝对水平的研究当然也很必要，但它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由于经济学的“劳动”习惯指雇佣劳动，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职工收入相对不足问题。
        由于职工收入不但与工资相关，而且也与利润相关，所以，在假定中国职工已经获得了足额工资的前提下[ 包括假定民工都拿到了“足额工资”——尽管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我们认为职工的收入仍然相对不足的原因在于职工与利润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经济学并没有研究的深层问题。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中国职工收入变化的经济学基础的变迁史开始论述。

            一 中国职工收入变化的经济学基础变迁

             一定的劳动收入制度必以一定的社会认识为主观基础。这个“社会认识”的主要内容就是经济学。

           一个社会的制度建立者——政府信奉什么经济学决定着这个政府建立和维护何种收入制度。

            1980年代以前，中国政府信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什么经济学呢？说到底它是“利润属于职工”的经济学。它宣告：
          利润是职工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市场表现，故职工应占有全部利润。

           因为有了这样的宣告，消灭资本家占有利润的革命——通过职工性质的政府占有全部利润的“革命”便有了经济学的基础，有了“合理性”。在这个经济学基础上，共产党成立了，新中国建立了，以国家所有制为“形式”的全民所有制建立了。由此，中国经济产生的“利润”就一直由工人阶级的国家占有着。在扣除用于国家建设、政府（包括知识分子、干部）开支之外，这个利润的剩余部分便被大致平均地以“公费医疗”、“公费教育”、“公费住房”、“公费养老”和“分配就业”等方式分配给职工。显然，在这种分配制度下，虽然职工收入的绝对水平比现在低很多，但职工收入的相对水平是高的，相对不足是不会存在的[ 本文最后一节将对这个“相对较高”进行具体说明。]。

        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逐渐信奉了市场经济学[ 用传统的说法是“西方经济学”。这个称呼直到1980年代后期还在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学中使用。]，不再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对待职工的分配理论基础。
        市场经济学说到底是“利润属于资本”的经济学。它宣告：
        利润是资本的风险报酬（还有说是“利润是资本家劳动的报酬”），故资本应占有全部利润。
        因为有了这样的宣告，培养资本家，由资本完全占有利润的“改革”便有了经济学的基础，有了“合理性”。共产党不再承认利润与职工收入有关，不再承认职工的收入中应该包括职工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的开支部分，职工的这些需求开始被全部挤压到职工的工资收入中去而由工资支付了[ 在这方面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情况存在一定差别，国有企业一般来说比民营企业在职工福利方面有较大的支出比例，但这种情况没有在经济学上得到严格的、本质的说明。在现实中，我国政府虽然采用了类似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并不是政府代表职工对企业利润的占有。比如养老保险就是国家规定从企业支付的工资总额中扣除出“个人交一部分，企业交一部分”的份额来。]。显然，与之前相比较，虽然职工的绝对收入水平提高了，但职工收入中有一部分被减掉了，职工收入相对不足的问题便可能出现了。

          二 利润不是资本的风险报酬

           我们说职工收入相对不足与职工对利润的关系变化有关。那么，要回答职工与利润应有何种关系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重新认识“利润是什么”这个老问题。

          利润不是资本的风险报酬。这是因为：
          从逻辑上说，如果利润是资本的风险报酬，那么，显然，资本就不应追求分散风险，而应追求集中风险。而实际上资本的大部分决策都是以分散风险为目的的。
         从价格上说，如果利润是资本的风险报酬，那么，首先，资本价格就应是风险价格，而不应是现金流贴现值价格。其次，尽管我们把银行的利息往往与风险相联系，但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资本价格的最终决定往往是收益性、成长性和安全性的三维作用结果。
           从投资行为看，如果利润是资本的风险报酬，那么，当资本投资收回后，其风险已经得到消除，这也就应意味着利润不再产生。而实际上，资本在得到收回后，其仍然大量“生产”着利润。
          此外，由于经济学认为风险是市场产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任何参与市场的要素，如劳动、自然资源、政府行为都承担着风险，而按“风险产生报酬”的说法，这些因素当然也都应获得风险报酬。既然职工也处在市场风险中，为什么他却只能得劳动报酬而不能得风险报酬呢？
         从宏观来看，风险与报酬从来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远的不说，仅仅看看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知道：这个危机爆发恰是高风险积累的产物，而这个高风险并没有给东南亚资本带来高利润。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也说明：高风险并不带来高利润：198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很低，风险当然很小，但各类企业的利润却很高（包括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1990年代至今，市场化程度加深，风险应该是逐渐增大的，但国内工业利润却是逐渐减小的（包括国营和民营企业），这不是大家亲历的事实吗？
          严格地说，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这些年出现的市场经济学家）一直没有研究过“利润是什么”这个老问题。50多年来，他们只是要么复述马克思的见解，要么复述西方经济学的定论[ 由于作者写作本文时所处的环境条件的限制，此处的论点可能存在着与实际不符的情况，所以，请读者在此加强自己的判断。]。

           三 利润是产品聚合信息剩余

           利润不是资本的风险报酬，那它是什么呢？

         从实际和逻辑上说，利润总是产品销售后的结果，因此，我们应先回答“产品是什么”的问题。
         研究问题有一个选择何种坐标系进行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是从时间坐标系开始研究的。它得出的是时间利润论（利润是职工的剩余劳动时间）。西方经济学是从“效用”、“风险”、“节欲”、物质私有权等等坐标系开始研究的，所以它们得出的是都是“资本利润论”（利润是资本的报酬）[ 熊彼特（美）提出了“创新”或“技术创新”的坐标系。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们的研究要从信息坐标系进行，或者说要从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坐标系进行：

          

             首先，企业的投资、生产、销售、服务等诸方面活动是一个系统的活动，所以，企业毫无疑问的是一个系统[ 企业管理学早已把企业理解为一个系统，但理论经济学在对企业的理解上似乎总倾向把它当成一个各要素的简单堆积。]。这个系统具有“七性”：动态开放性、等级协作性、目的一致性、活动集合性、分工层次性、产出整体性和利益相关性。

         其次，由于企业是一个具有“七性”的系统，所以，企业的产品就必然是一个包含了上述各种特性的系统聚合产出体，而不是企业某一要素的单独作用体或某个要素独有的特性的作用体。而根据系统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理，读者可以知道，这个聚合产出体一定不是职工付出与资本付出的算术之和，更不是资本付出的个体活动之物[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劳动时间价值论和资本风险报酬价值论都不过是一种“算术之和”的结论，]！
          只这一个结论就使我们推翻了前人的一切以算术之和看待产品的学说[ 也包括采用微积分之求导之果。]。
         不能用算术之和来解释产品，那么又用什么来解释产品呢？
          答：用信息论[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要求人们用信息学的方法、原理去理解世界。]。

           信息是人类各种劳动共同具有的因素，是人类劳动、物质共同具有的特性[ 学术界认为世界存在着物质、时间、信息，而信息的原理是可在物质与时间中都存在的，物质与时间却在基本原理上是矛盾的。所以有人说“信息就是一切”。]。由此，从信息的角度，应用信息论来分析各种经济问题就成为可能和必要。

         我们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系统是充满信息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企业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体（简称信息体）。对这个信息体中的各种信息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来自投资人的“投资信息”[ 所谓“投资信息”的本质是预见产品的物质性使用信息可以满足未来市场需求的信息——产品聚合信息剩余可以在未来实现的人工创造的信息。]；二是来自职工的“加工（经营）信息”（以下我们使用“加工”一词代替“加工”与“经营”这两个词，换句话说，本文使用的“加工”一词是广义的，其包含企业内各类人员的劳动，特别包括经营销售的劳动）。这两类信息经过企业的活动而汇合，在产品上以企业的产出信息聚合体而存在。
        根据信息聚合的“1∩1﹥2”的规律[ “∩”是数学集合论中的一个符号，它表示两个子集相交，读作“交”。这里是借用这个符号以区别算术论的简单“+”号，其含义应从信息论来理解。]——即根据信息之间的聚合既可保持原信息，也可生成新信息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产品这个信息聚合体之内一定存在着大于投资信息和加工信息相加的“剩余”信息。
         为了理解的方便我们给出如下事例：
        

          从物质上看，两把椅子放在一起，它仍是两把椅子；从时间上看，一个小时加30分钟，就是一小时30分钟。这两种情况都不表明物质的额外增加和时间的额外增加。

          而从信息上看，当我们顺序地说“向左转”和“向右转”时，我们除了得到这两个信息的各自含义外，我们还可以得到“最终方向不变”的信息。再如交通灯：当红灯亮时，司机得到的是“停”的信息，当绿灯亮时，司机得到“行”的信息，而当红、绿灯同时亮时（1∩1），司机得到的信息就包括：“灯坏了”、“可能红灯坏了，应行”、“可能绿灯坏了，应停“这三个信息。
          我们将两个以上信息聚合而产生的大于源信息量算术之和的信息称为聚合信息剩余，产品就是包含着这个信息剩余的信息体。
         但是，在理论上推论产品是包含信息剩余的信息体，并不等于一个产品就真的包含了这个剩余。这是因为，一个产品是否包含了剩余，这并不能由它自己来表示[ 这就如信息被吸入了“黑洞”。在信息再被黑洞释放之前，或者在黑洞转化成新的存在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推测其可能汇存的信息量，而不能确证它的信息量，并使用它所汇存的信息。]。其不能自我表示的原因在于：产品不是为生产者自己消费的——原来，这里的“剩余”是一个需要交换承认的“剩余”呀。
用信息学的信息量传递理论（信源、信道、信宿相关理论）来看，企业对产品这个信息聚合体的创造只解决了“信源”发出的信息量问题，或者说其只解决了“信源”的制造和“信道”的选择问题，而没有解决“信宿”的接受问题，由于这个信息体并不是以生产者为“信宿”的，所以，它在得到消费者这个“信宿”（购买）之前是不能确定其有效信息量的。
对产品所含信息量的确证是由“信宿”提供的，即由产品的购买者提供。在信息论眼中，一切产品的购买者都可被当作是“信息消费者”来看待。消费者给出的货币量可以被看作是消费者对产品所含的有效信息量的评估对价。40元钱买一件衬衫可被理解为这件衬衫包含了40元的信息量。成交价格在此成了买卖双方对产品有效信息含量的共同评估结果。我们把这个评估结果称为信息聚合体的交换信息量。它与职工和资本分别提供的加工信息量和投资信息量大致有三种关系：
             A：产品市场信息量<投资信息量∩加工信息量
             B：产品市场信息量=投资信息量∩加工信息量
             C：产品市场信息量>投资信息量∩加工信息量
         显然,在A情况下，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不但其聚合信息剩余得不到消费者认可，而且其源信息之和（投资信息量∩加工信息量）也得不到消费者认可，企业向市场提供的聚合信息剩余对市场而言是无效的或者说是无用的信息；在B情况下，企业处于保本状态，其聚合信息剩余也得不到消费者认可，但是，其源信息之和（投资信息量∩加工信息量）得到了消费者认可；在C情况下，企业处于盈利状态，其源信息之和（投资信息量∩加工信息量）不但会得到消费者认可，而且其聚合信息剩余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这表明企业向社会提供了有效或称有用增量信息。
        利润就是得到消费者认可的产品聚合信息剩余-产品成本。用公式表示是：
        利润=产品市场信息被认可量 -（投资信息量∩加工信息量）
        确认了利润是聚合信息剩余，确认了这个剩余的产生是由投资信息和加工信息的聚合（而不是算术相加）而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当利润出现在职工和资本面前时，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仅仅使用算术的方法简单地排斥另一方对这个利润的分配。即工资作为加工信息量的市场估值并不能代表加工信息量在利润形成中的信息聚合效能数量；同理，利润如果作为投资信息量的市场估定值也不能代表投资信息量在利润形成中的信息聚合效能数量。由此，投资人单独占有利润就和职工单独占有利润都是不合理的，是违背信息聚合原理的。这正如我们把红绿灯一起亮时产生的三个信息归为其中任一个灯时是不合理的一样。
         从社会经济的宏观角度看，各企业提供的有效增量信息的供给结构还必须与社会消费的需求结构相吻合。各个企业各自的“吻合”构成了社会宏观总体的“吻合”结果。而由于各个企业的信息私有造成的彼此“信息封闭”必然会影响相当的市场供求主体不能了解真实的供给信息，故这个“总吻合态”的形成不一定是“社会最佳吻合态”[ 企业如果对另一方提供的是无效信息价值，那么，社会的聚合信息剩余就不可能在交换中实现。]，甚至不是其次优吻合态(或者说“总吻合态”与“社会最佳吻合态”的一致现象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波动的特定时段出现的现象）。由此，各个企业的所谓“最优态”（表现为企业利润）的算术之和并不等于社会经济总体的最优态（社会经济最优利润态）。
          用公式表示即：∑nP’≠NP’
          （其中，n:各个信息封闭的企业；P’：利润率；N：社会总经济部门）
         此外，从社会整体或称“经济整体”来看，我们还可以推断：只有各企业提供的有效增量信息大于(注意：这里不是“等于”！）总投资信息与总加工信息之和时，这个社会才有所谓的经济增量。换言之，简单的求出每个企业的产出算术之和并不代表计算出了经济的真实产出结果，因为这个结果里没有包括社会各企业之间的聚合信息剩余[ 即使是这个算术之和是正数，但各企业之间的聚合信息剩余依然可以是负数。]。而经济学界普遍用于支持全部经济理论的基本数据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则正是由于其建立在简单的算术学基础上而根本没有认识到社会宏观经济发展效果必须用系统论、信息论、集合论、群论和纽结理论，甚至是混沌理论才可以给予符合事实的解释，才能提出真正反映人类工业社会经济产出的数量指标。

   [ 1891年，G.康托尔证明了“任何一个集合的幂集(即它的一切子集构成的集合)的势都大于这个集合的势”。这个证明改变了前人认为两个无穷集都一样大的认识。

        纽结理论属于拓扑学的内容之一，是研究如何把若干个圆环嵌入到三维实欧氏空间中去。就是解决“将N数量的‘圆环'‘结入'到3维空间中”。而实际上，现实中普遍存在着一个四维或以上的空间包含N数量‘圆环'的现象（我将其称为“四维上扭结现象”）和“连续扭结”的现象。比如企业的产品正是一个“N”量的“圆环”“结入”于一个至少由三维（资本方、职工方、时间）构成的空间，并且被四维度构成的空间（、企业方、需求方、竞争方/政府方、时间）所包含。对于“四维上扭结现象”，数学家认为由于维数多，任何N数量的纽结都可方便地被解开。但是，我认为事物的“结”并不能被彻底的“解开”，所有的“结”在“解开”后，都必然的还会存在“扭痕”和“结影”现象。而因为时间维度是任何“扭结”的必然维度，所以，“圆环”在扭结解开之后，所有的从各个维度出发而得到的空间和时间状态评价结果（简称为维度评价）已经不是解开之前的“维度评价”了。正如职工在一个生产周期后虽然得到了该周期的工资报酬（一个劳动“圆环”被解开了），但是，这个职工的年龄已经改变了，而货币资本的“资龄”也已经改变了。这两个改变的差别就是职工与资本的“扭痕”和“结影”的差别。资本在分配中延长和扩展了其“资龄”的相对空间，从而形成职工与资本的“圆环成长差”。这个“成长差”构成了工业社会的基本经济矛盾之一。我的上述理论可以被称为“拓扑经济学”或者是“拓扑政治经济学”。因为本文不是专门讨论该问题的，故在本文中不展这个理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此开展研究和批判。

        在我看来，混沌理论是对事物全过程无法进行连续单一数量研究时采用的一种研究理论。其核心方法是使用整体观以对事物的不清晰阶段的质的推断为前提，构建一定的连续数据关系模型，从而对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结果进行解释及预测。“一切事物的原始状态，都是一堆看似毫不关联的碎片，但是这种混沌状态结束后，这些无机的碎片会有机地汇集成一个整体”。]

           综上，从系统信息论看，企业利润不是企业内单一要素的产物，而是各要素的共同作用的合成产物。职工无权单独占有利润——马克思经济学在利润问题上有瑕疵；资本也无权单独占有利润——市场（西方）经济学也是不对的。
利润应由职工与资本共同分享！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结论[ 让每个愿意劳动的人能在劳动中创造出劳动剩余，并在市场和会场（我将其称为“两场经济”）交换中实现其价值，这就是人民经济学的本质。不承认劳动者在企业中可以创造生产剩余，认为只有资本家才能创造生产剩余的都是不懂得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古董级经济学家。我们认为：所有参与生产的人员的剩余劳动都是可以计算的。人类一定会研究出劳动剩余万能计算公式。在这个“公式”面前，各行各业、各企业各个人的剥削和受剥削状态将一目了然。由此，在理论上，利润劳动分享制就一定会实现。]。

          四 职工应占有多少利润[ 本节的研究是在抽象掉企业为发展而进行的再投资部分的条件下进行的。]

              职工有权分享利润，但职工有权占有多大比例的利润呢？

           在此，我们当然不能搞人头平均分配。这倒不是我们讨厌平均主义，而是因为这样做不符合信息价值规律。
           我们认为：各个生产要素在生产参与中所提供的信息量在企业产品聚合信息剩余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各个信息的动源性质也是不同的，因此，企业中的两类信息对利润的分配比例也是不同的。
           首先，任何企业都是由投资信息作为开始生产的初始信息的，而加工信息则一般是跟随信息。由此，投资信息的动源便具有较强的主动性、自发性和自立性，或具有较强的创设性，我们可以把这类信息称为自激信息；加工信息的动源则在主动性、自立性，创设性上较弱，通常是在投资信息引导、激励下发生聚合运动的，我们可把这类信息称为受激信息[ 在完全合伙、合作性质的企业中，由于资本人与劳动人在主体上是重合的，所以这两类信息是重合的，它们的分配当然也是重合的，从数字的角度看，这种重合可以被理解为是两类信息无限趋于重合的一种形态，而其它企业则是趋于重合的另一种形态。]。尽管这两类信息在生产中会发生互激效应，但它们作为类别来看，其本质特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轻易改变。这种情况决定了自激（投资）信息总比受激（加工）信息有着更大的信息量，并在信息聚合过程中对产品形成具有较主动的或者是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从信息发生概率与信息量的规律（发生概率愈小的信息，其信息量愈大）看，由于一般在一定的企业中，提供投资信息的概率远小于提供加工信息发生的概率，所以，投资信息在聚合信息形成的过程中往往占有较多的信息量，这特别表现在对产品的市场性信息的增大上（产品可以满足物质需求的信息往往是由加工信息来增大的——马克思经济学将其称为“具体劳动凝结”）。尽管没有加工信息，产品的物质满足需求的信息就不可能形成，但由于市场经济首先要求产品具有市场性信息，所以，一般来说，投资信息就比加工信息在聚合信息剩余——利润形成上占有着较重要的地位。
         根据上述二个推论，我们可把企业中的源信息分成如下4个量级（见图1）：(待续）
从图1可知：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