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5

       中日关系是中日两国在21世纪及以后的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关系的走势对中日两国的发展以至和平的影响日益增大起来。这一点必然会使中日两国政府及人民对这个问题进行再认识。近些年有中国学者提出“对日新思维”，这种行为表现了对再认识的意识，但何为“新”？这当然不能由中日各自的一两点现象来评定，这里应力求在对中日两民族的关系进行较全面的、客观的、长程的分析之后再下结论。

一、中日各自的发展要求分析

       中国自20世纪末期彻底确立开放和发展的“和平崛起”国策及目标以来，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现了自己要达到经济及整体强国的姿态和现实可能性。而这个强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强国相比，其突出特征在于这个强国将是一个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发展密切相关的强国，而不再是古代的比较孤立的那种强国。这样，在这个达到强国的过程中，中国就必须解决外向交流通畅和能源输入通道安全这两大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向外的海上交通安全的获取。这个大问题与台湾问题的解决又天然地并为一个基本要求：确保东部、南部海洋的安全和平和开发。

       日本自20世纪末期提出“争取成为正常国家”的目标以来，它已经清晰地展现了其所要达到的“正常”是何内容。其中，军事权利的“正常”是其实质内容。这表明日本已经开始放弃对战后东亚、西太“安全秩序”的认可而开始构建“以我为主”的该地区安全结构。不错，日本的发展也要求其外向交流通畅和能源输入通道安全和海洋（远海）开发，但问题是，在达到这个与中国相同的安全要求后，日本是否会提出新的要求，是否会与它国的正常要求相冲突？

        初步回答：是的。

       由于中、日两国的海上输出、输入通道大部分及部分海洋开发区域重合在南海、东海，所以，中、日两国今后就可能在两者的通道安全要求上发生冲突、排挤，两国的安全要求和其民族生存发展就可能引发两者的冲突。这个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最大实质内容。日本正是立足于此问题而认为台湾问题是“影响到”日本发展的，故其也把台湾问题的解决总还要继续地放入它自己的“防卫”、“周边事态”中（不管其是否写明）。

二、从未来世界300年的资源和市场趋势看

       任何民族在将来的任何时代都是要靠一定的资源生存和发展的，民族国家间的关系说到底是民族间资源占有关系。如果说在人类现有资源需求供给结构下，海上通道是中日间的最重要重叠问题的话，那么，50年后，或在100-300年间的时间内，海洋资源、太空资源、极地资源的重要性必将上升。这种趋势（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资源开发趋势）虽然会相对地使“通道重叠”问题有所缓和，但总的来说，中日在西太地区保持各自的安全和领土、领海完整的历史大任是不会改变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预言双方的新“重叠”将会增大。这也就是说对中日关系的思考我们至少应以未来的300年为基础。达不到这种时间坐标的，简单的以“世世代代”或“突破目前困境”为出发点而看问题都是不全面的、更不会是认真的。

三、从军事角度看中日关系的三种可能模式

       尽管我们认为当今的人类已经进入了科技文明时代，人类之间的暴力行为有所减弱。但是，在分析民族国家的关系中，我们仍然必须从军事角度出发。在此是不能只从经济、文化角度来认识问题的（中国学者的“新思维”即犯了无军事分析的致命错误）。即便是“法治”的社会，也是离不开“强制力要素”——暴力分析的（法治的“物质基础”是“强制力”之间的均衡）。

       从军事角度看，中日之间在理论上（不考虑其它条件和国家）存在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中强日弱。

       第二种：中日等强。

      第三种：日强中弱。

       这三种情况各会导致何样的中日关系呢？我认为第一种会导致中日无战；第二种会导致中日无战，但可能会有小摩擦；第三种会导致中日必战。为什么是这种结果呢？这是因为：

       在第一种情况下，无战的理由是：①中国对日本没有资源要求，即使有“管理”重叠通道的要求，由于中国的军事战略传统是“后发制人”，所以，在武力强大于对方的情况下，中国会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上策的。况且通道的重叠并不排斥双方按商业规则在同一空间上运行，而新资源的发展将弱化重叠通道的作用。② 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的主动进攻历史和领土欲望（蒙古军队在历史上对日的进攻应看作是蒙古人的进攻，并非是中华汉文明传统行为的体现。当时，中国的汉族是被征服者，不具备去攻击日本的可能和欲望） ③ 中国自1840年起及今后主要面对的是“西洋优势”的压力。日本这个“东洋”在中国面前不过是一个“西洋优势”的“二传手”。在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海军强于日本海军时，中国也没有进攻日本而行东亚自战。这个关系是中日的地理、资源客观条件—— “战胜无利，徒增敌邻” 这一点决定的。这一点1000年也不会变（日本摊上汉文明为主体的、地大物博的中国为邻居实在是老天爷的优待）。

        在第二种情况下，“无战但可能有小摩擦”的理由是：①日本民族信奉武士道的“进攻”性军事理论，主张“强者文化”，贯于“以战养战”、“先发制人”，故在其军事力量达到与对手等强后，其必以武力做行为之所依。②日本虽有进攻性军事意愿和相当的军力，但由于对手是一大国，且实力相等，日本并不能做到有把握的“战必胜”，特别在当今核武时代，两国战力相等条件下的交战就意味着两败俱伤或共同毁灭（苏美对抗即此），这种情况决定了日本不会与中国大战。③ 不大战不等于日本在对华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相反，军力的对等会刺激日本不断的小打小闹，投机占便宜，在对华关系中“有限地使用武力”，以求在某一天把对等转化为优势。而钓鱼岛之争，东海油气田之争，冲鸟礁海域之争正成了这种有限使用武力的理由和场所，故“小摩擦”是必然的。在此条件下，中国当然不会主动扩大战火的，但也不会让多少，而必定是据理而战，举力而战，以战对战，点到为止，否则，必然是国内无法交代，国际丢人现眼。

        在第三种情况下，必战的理由是：① 战胜中国可获资源“胜而有利”，这是日本对华用战的现实，并有历史先例（1894甲午之战的获利及20世纪30-40年代侵华的获利）。② 军事优势可确保其“摧毁”中国的战略“反击”力量，从而使日本处于无忧而战的地位。③日本民族的性格——孤刀性格及其军事理论使其必然习惯地将弱者看作是被砍劈的木头。

四、中日民族关系的历史—性格分析

       我说若从军事上看，一旦出现日强中弱，那必有日对华之战。其中理由之三是“日本民族性格”。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说法早已俗套，日本人也会说：这是你的胡说。但我会说这是有根据的。这里我们只要做一点“历史—性格”分析就足矣。

      从民族与他民族的关系看，世界上的民族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已惯于与其他民族交往的；一类是不惯于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前者的民族特征是：这些民族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都发生过大规模的、胜负互有甚至不断反复的战争，有过奴役他族和被他族奴役并反抗的经历（一般有二、三次以上）。后者的民族特征是：这些民族很少与其他民族发生大规模的、有过反复的战争，没有过或仅有1次奴役他族或被他族奴役的经历。古代地中海周边、中东、西亚、南亚、欧洲的绝大多数民族都属前者，中国、朝鲜也属前者（中国汉民族两次被奴役），日本则属后者。一般来说，前类民族会在“征服—反抗”的反复中学会或懂得民族间的弹性共存之道。后一类则因为没有征服及被征服的反复的实践而不知这种共存这道。这种情况并不是后一类民族“不好”，而是历史没给他们实践和体会的机会。日本就是这样一个由于地理阻隔而在历史上没有得到过民族奴役和被奴役反复这种实践机会的民族。正由此，日本的民族性格便只有“刀”这种“单一”兵器崇拜（富士山本身便是一个圣而无友，造型简单、无曲无变的象征）。这种性格表明日本这个民族远较其他民族缺乏与他人交往的实践渗造和熏陶。这种状况靠一、二次短暂的对外侵略（1592-1598，1894-1945）和“一次”战败后的“被驻军”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

       常有人叹怨日本人不象德国人那样悔罪。其实，这些人没看到德国的战败在其民族史上早已不是第一次、第二次，德意志民族也一直没有被大海将其与周边国家相隔。这种情况使德国在对待“战败”上早已成熟起来。所以，德、日在“悔罪”问题上的差异是历史的必然。它反映了两民族的文明成熟度的差异。说句不客气的真话，日本没有2、3次战败，没有2、3次被驻军，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文明国家的，它也不会象德意志民族那样悔罪的（当然这是从大的历史走向和整体而言，不等于日本人中没有有识之士）。 

       “文明”一词不能仅从学历、举止、物质上判断，它更多的是指人对人的生存相处之道。判断民族文明与否尤其如此，用细菌弹和原子弹杀人并不比用弓箭杀人文明。

       日本人现性格的形成是历史—地理客观造成的：由于日本在古代相邻的是农耕大国、加上有较宽的大海阻隔（朝鲜虽距日本较近，但其影响力较弱，也以农耕为主），所以，它在历史上未被外民族奴役过（没被奴役过的民族是不会懂得奴役他人的罪恶的），也从未和其他民族杂居共处过。其岛海环境的居内不畅、出外宽广的特点，使其必然形成对内压抑自己与向外攻击并存的人格文化。其耕武分离的“贵族—佃农”社会经济结构使其武力的运用，习惯于脱离经济而形成单纯尚武的强掠文化（比较而言，中国是耕武合一，战为道非为掠，战胜而不要战争赔款即是这种传统的“王师”表现，中国汉朝、隋朝的对外征战几乎没有抢回外族财富的习惯——当然，大草原上也没什么可抢的）[1]。

      尚武的更深层意识是强者崇拜，这种崇拜的第一内容是争当强者，并对强者百依百顺而全盘接受（日本传统女性的“温顺”也是这种文化的表现，而中国的妇女则需要外在的“妇道”约束，相比而言，中国妇女的温顺是外生的）。这种崇拜的另一内容是轻蔑弱者而不是同情弱者、扶助弱者。一般来说，只要当代的和未来300年内的日本人认为你是一个比他弱的人，那么他就必轻蔑你、攻击你、奴役你，而不会尊重你、同情你、扶助你。显然，日本人成了有这样性情的人，这并不是他们天生为恶，而是由具体的地理—历史条件决定的。对这一点缺乏认识，就是缺乏历史感和客观性的表现。

       与日本民族相比较，中华民族可以说是有较多的、与其他民族相互征伐、奴役或被奴役历史的民族。这个民族文化发生早，农耕文化为主，文武并重（有偏文的倾向，如“以柔克刚”），与其他民族有多次杂居的经历。当然，比起地中海中东地区的一些民族，中华民族与外民族的交往和杂居仍不算多。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在东亚仍是首屈一指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民族交流并杂居历史的民族。就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比日本人可以说是更懂得己人相处之道，更少外向进攻性格，民族间的文明成熟度更高一些。

       显然，懂得了日本民族在“历史—地理环境”过程中的特殊性，就自然会理解日本在19-20世纪形成军国主义，形成其进攻性军事理论的必然，就会明了其在二战中的失败对其整个民族性格、军事理论的纠正的有限性，就会明了其“和平宪法”产生、延续、结束的历史必然性，就会明了军国主义不过是日本民族军族性格——军（强）力崇拜性格的专业化表现。日本这个民族在21、22、23世纪里还要继续学习——通过奴役他人与被他人管束（我们不便用“奴役”一词）的反复实践来学习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的本领，以养成新的民族文明性格（包括学会与其他民族杂居），这一点是中国普通人和中国学者们及中国政府领导人所必须清楚的中日关系长程历史观。

       如果说，100年来中国在对日关系上有过错误，那么其中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在战胜后派出对日驻军（二战的五大战胜国中唯一没有在战败国驻军的就是中国）。也许当时的中国政府有千条理由不去驻军，但这些理由都不足以顶过“教育日本人必须从日本人的性格和中日大历史关系出发”这一条。实际上，对日驻军不但不会损害中日关系的战后恢复，而且还会使日本人民直接看到中国人、中国军人（在与美军对比下）的文明、敦厚和友善，使日本人民更进一步增加对中国人的尊重和了解，使日本民族更进一步的体会什么是“被占领”，从而增大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识[2]。这种效果——两民族的相互教育和交流的效果恰是中日交流加深、扩大两者间的和平的效果。驻军以增进了解，以增加彼民族的和平文明认同，这正是事物的辩证法。而前人（蒋介石）对“宽大仁爱”的形式主义拘泥和独裁中国的私利之心使中日两国间出现的第一次可直接地、全面地加深两国人民理解和趋同的历史机会丧失了[3]。正是这一丧失使日本的战败没有造成对中国即对邻国的尊重。

       日本至今天尚无悔罪，且其国内还要对有过悔罪言论的国民进行讨伐这个事实充分说明：日本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从战败中学会尊重其他民族。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靖国神社”、“教科书”等问题时，我们所要的“新思维”不是要宽容日本的不悔行为，而是要批判我们民族自己的当初和现在所有的宋襄公式的浅薄“仁义”观念；批判我们民族前人和一些今人的目光短浅；批判我们民族自己的以己之念做他人之思的空想（幻想）[4]；批判我们民族自己在做教育邻家、制约邻家再犯错误这个历史善事上的“失职”（这个“失职”终将在我们这代以及我们的后代身上得到报应）。

        前人犯的“丧失良机”之误，不能再在我们这一代重演了。对前人因某些原因而“搁置”的争议，我们这一代有责任去尽力解决，而不是继续消极“搁置”。从大历史观出发，从民族性格及其行为规律演变趋势来看待中日关系，这才是提出真正的对日新思维的基础。

五、从经济和美国等因素的角度分析中日关系

       中日在当前和今后的发展中有相当的“重叠”需要，相互有十分现实的东海、南海及“第一岛链”外的部分太平洋使用“交叉”，有相互的直接的国家安全影响关系。在军事上两国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军事理论和民族性格基础，加上日本侵华战争是以日本并不悔罪的结果收场，所以，中日间再战的可能性极大（从大历史范围看）。可以说，如果单从军力上考量，一旦日本解除“和平宪法”，军备上在核方面超过中国，其是必对华再战的（有人说日本还有一种“俱焚文化”，这种文化非常极端化，它可能导致打破“核毁灭”的顾忌而打“敌我俱焚”的“自杀式核大战”这一点应使美、俄等国都有所警惕）。当然，世界上并非只有中日，两国间也并非只有军力对比。其实，任何国家间的关系都是由多种关系构成的，而不仅仅是军力关系。所以，战争也并不是绝对地要即刻或必然发生。这里。我们还要在中日关系中加入经济及美国等因素的影响来进行分析。

       第一，经济往来可以抵消一部分“重叠”干扰，但不会消除中日间矛盾的发展。毫无疑问，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往来会加深两国的了解和共同利益，这可以抵消两国发展要求的一部分“重叠”干扰，从而减弱中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在日本经济远发达于中国经济的状况下更为明显）。但问题是：当中国经济水平发达于或相等于日本经济之时会有何结果呢？可以预言的是在中日民族彻底达成友好共生关系之前（如现在的欧盟内诸国），日本是绝不会甘心落在中国的后面的。这一点可能会促使其采取一定的“手段”增加其资源吸纳并减少中国资源供给（西伯利亚的输油管之争即露此端倪）。在无外力约束下，这个“手段”当然包括“任何手段”。

      第二，在美国的强力主宰下，日本不能单独采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中日间的任何争端，这是明显的。但问题是，一旦美国允许、支持日本或控制不了日本采用“军事手段”给中国制造“麻烦”（包括挑起中日军备竞赛），阻滞中国发展（包括解决台湾问题）时，日本便可能采用军事手段。所以，美国既是控制日本军事行动的因素，也是支持日本军事行动的因素。况且在对待中日两国上，美国必有其力不从心的一天（也许50年之后，这是由超级大国兴衰规律决定的）。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长远策略是同时打中、日两张牌，使中日互相制约以阻止东亚共同体的出现（东亚共同体在长远看是有可能的）[5]，阻止中、日任一国家成为可与美在西太平洋全面抗衡的对手。所以，其相机支持日本采用军事手段，给中国制造麻烦是完全可能的。

        以上两点说明经济和美国这两因素均不能保证彻底消除中日之战，这两者的和平维持作用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在中日领土、领海争端这种“局部”问题上，经济与美国对中日军事冲突的扼制效用几乎不存在（反过来，这种局部冲突也不一定导致大战）。东亚的和平和中国的安全及海洋利益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的、强于日本的军事实力来保证（毛泽东曾说“我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这不是一时的，而是要保持几百年以致永远的强大）。

六、台湾问题与中日关系

       “台湾问题”本是中国内政而与中日关系大局甚少联系。但随着日本的变化，只要我们把中日发展“重叠”干扰问题放上桌，我们就会发现，在考虑对华关系时，日本是不可能不把台湾问题考虑进去的。这就是日本近年来愈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愈关注中日关系就愈关注台湾问题，并越纵容“台独”的原因。实际上，从大历史周期看，日本在历史上吞并琉球国后，吞并台湾是其扩大版图的第二步。可惜，这个吞并只维持了50年便被迫又“吐”了出去。这种反复当然不是一个民族所自愿的。把侵吞过的猎物再吞下去，这是一般食肉动物的本性。对一个不成熟的民族来说，也是如此。何况海洋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中国进入西太平洋的趋势已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台湾当然会引起日本的更大关注。由此，日本插手台湾问题使台湾尽量保持“亲日”就必是21世纪的日本外交诉求和其对华关系的内容之一。对此，中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以有力的、严明的行动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无论两岸是否统一，这个原则是不允许日本侵犯的。而从长远看，两岸的统一及两岸军力的整合将是彻底掌握“重叠”管理主动权的关键，是确保东亚和平的关键。

       其实，虽然日本总想积极染指台湾，但其毕竟“先天不足”，即缺乏直接介入台湾问题的理由。所以，其总行为还是受美国决定的，也受中日大局关系的制约。对此，中国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应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主动以实力解决台湾问题。从而彻底实现中国东出门户的解放，掌握“重叠”问题管理的主动权，彻底消除日本右翼分子对整个东亚形势，对历史大趋势的非份幻想，以利整个中日关系在数百年内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有效解决将在历史上对日本民族形成一个有力的教育。这对支持日本民族的和平力量、进步力量、文明力量的发展壮大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会得到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欢迎的。对此，中华民族及中国政府决不应再坐失这个间接教育东邻的机会。否则，中日关系前景堪忧，中国的第三次全面抗日之战就会隐隐而来。

七、中日的相互和平教育问题

       中日民族间的相互教育，特别是对日的和平教育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这是由中日两民族的历史-地理过程对两民族的不同塑造的客观结果决定了的。这一点并不因为民族平等与否、实力强弱、经济发达与否来改变。中华民族比日本民族更爱好和平，更会用和平手段控制自己的利益与邻居的利益的冲突，这一点是中国的历史-地理过程客观决定的（这里，我并不因为我是中国人就说我的民族更和平）。中国古有诸葛亮的七擒孟获，近有毛泽东的改造日本战犯，更有在敌强我弱情况下的抗美援朝。这些表现都说明了中华民族无论是军力强弱，无论胜与败，它都是一个以达到与他族和平相处为总原则的民族。相比之下，日本则远没有这样的行为史。无论内战外战，它在历史上，总是以军力为转移而欺弱：在军力强大时丝毫不懂与邻族的和平共处之道。这样，既然中日为邻，中国便在客观上有了教育、帮助日本这个邻居学习与人共处之道的责任和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拘于“平等”而回避这个帮教责任是不负责任的，是会害己的。

       这个教育不是单纯的等着日本来派人“留学”（现在的问题即是只等日来留学，而不去教，不去帮助改造日本民族的不足），不是简单的“让三千青年来访”，更不是放开市场矿山让日本人卖个够，挖个够，而是要实实在在的给人家讲“和平课”，而讲课的手段当然就应包括各种手段，包括一定的善意惩诫。而这正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人间正道”。所以，中国要积极地支持日本和平力量并在必要时直接地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落后势力相斗争。这个原则必须300年不动摇。这就是我们的新思维：帮助日本学会与其它民族和平共处之道（无论邻居是强是弱），并造成日本民族的与邻和平共处的动力定型，文化理念、社会体系以及军事理念。

       当然，我们也要接受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教育，学习日本人民节约立国、集体立国、善于学习的优点，改造我们的不足。

       其实，从世界发展和中日发展来看，两民族的相互教育是必须的，是对双方都有益的，这是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都应承认的。坚持300年，中日关系就大变了。

                                                                                                                                                 （2004.5于 山东 莱阳）

[1] 日本在公元7世纪才过渡到封建制（大化改新，班田制），其“战国”在15世纪才出现，农民起义（文化）在15世纪才形成，全国统一在16世纪才形成，这些情况均表明日本比起其他民族（特别是邻国中国）而言其“发育”要晚许多。做个比喻就好比：当中华民族已经是成人时，大和民族才是个少年，美利坚民族更是个儿童。就如一个是愣头青，一个是讨人嫌。

[2] 如果国民政府当时大量向日本派出驻军，很有可能的是国内的内战可能就打不起来。为什么这样说，这里先留给读者思考，本人将另文论此（简单论据之一就是：蒋介石在当时可以命令八路军驻日。这即可调虎离山，又可化解共产党的内战资本，达到不战而去人之兵的效果）。

[3] 二战近结束时，蒋介石竞拒绝了罗斯福的“琉球由中国托管”的意见。

[4] 自1990年代以来，在开放中，这种愚蠢和短视损失了太多的民族利益。

[5] 当前的世界唯有亚洲特别是东亚中亚缺乏共识，缺乏一体化机制，而西亚的阿拉伯与以色列的矛盾也使西亚的共识不完整。